美國最高法院（SCOTUS）在審理愛達荷州跨性別女性參與女子運動的案件時，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。大法官薩繆爾·阿利托（Samuel Alito）直截了當地向美國公民自由聯盟（ACLU）的律師提出問題：「請告訴我，什麼是男人？什麼是女人？」然而，令人震驚的是，ACLU的律師無法給出明確的定義。這一幕立即引起了社會廣泛的討論，因為如果連最高法院都無法獲得清晰的答案，那麼法律如何能在涉及性別的案件中作出一致而公正的判決？
案件背景與爭議核心
愛達荷州通過了一項法律，禁止跨性別女性參加女子運動，理由是要維護比賽的公平性。此法在地方法院與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均遭到阻止，理由是可能違反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以及《第九章教育修正案》（Title IX）。然而，愛達荷州不服判決，將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，希望能獲得最終裁決。
在庭審中，ACLU的律師刻意避免對「女人」作出明確定義。他們的策略是保持模糊，讓「女人」的範疇盡可能廣泛，以便將跨性別女性納入其中。這種做法雖然符合他們的平權理念，但卻引發了阿利托大法官的質疑：如果連基本的法律分類都無法定義，那麼法院如何能判斷是否存在歧視？
為何ACLU拒絕定義「女人」
ACLU的立場在於避免將「女人」限制於生物學層面。他們擔心一旦法院採用嚴格的生物學定義，跨性別女性將被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。因此，他們選擇模糊化，將焦點放在「平等保護」原則上，而非性別的具體定義。
然而，這種策略的弱點也十分明顯：法律需要明確的分類才能執行。如果「女人」無法定義，那麼任何人只要自稱是女人，就能享有相關的法律保護與權利。這不僅削弱了法律的嚴謹性，也可能導致制度失效。
跨性別女性參與女子運動的不公平性
在運動領域，公平性是最基本的原則。跨性別女性雖然接受荷爾蒙治療或手術，但她們在生理上仍保留部分男性特徵。例如：
肌肉量與骨骼結構：男性在青春期後形成較高的肌肉密度與骨骼強度，即使接受女性荷爾蒙治療，仍難以完全消除這些優勢。
肺活量與心肺功能：男性通常擁有更大的肺活量與心臟輸出能力，這在耐力型運動中形成明顯差距。
比賽案例：在一些田徑與格鬥運動中，跨性別女性曾擊敗生理女性選手，引發爭議，許多人認為這破壞了比賽的公平性。
這些例子顯示，單純依靠自我認同來決定參賽資格，會使女子運動失去原本的保護意義。女子運動的設立初衷，就是為了讓女性在生理差異下仍能公平競爭。如果跨性別女性以男性生理優勢參與其中，便會造成制度性的不公。
「女人」不是自我宣稱，而是社會共識
社會制度的運作依賴共識。就如同「國王」的身份不是靠自我宣稱，而是透過法律、傳統與社會承認。同樣地，「女人」的身份也不能僅靠個人宣稱，而必須依循社會共同的標準。
如果「女人」的定義完全依靠自我認同，那麼法律與制度將失去操作性。任何人都能隨意宣稱自己是女人，享有相關保護與權利，這不僅削弱了法律的嚴肅性，也會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。
基因與子宮發育的不可改變性
從生物學角度來看，跨性別女性無法真正成為生理女性。原因在於：
基因決定性別：男性擁有XY染色體，女性則是XX。這一基因特徵在受孕時已經確定，無法透過手術或藥物改變。
子宮與生殖器官的發育：胎兒在母體中已經開始性器官的分化，男性胎兒形成睪丸，女性胎兒形成卵巢與子宮。這些器官在出生後無法透過後天手術完全改變。
成年後的不可逆性：一旦進入青春期，骨骼、肌肉、聲音等特徵已經固定，即使接受荷爾蒙治療，也只能部分改變外觀，無法徹底逆轉。
因此，跨性別女性在基因與生理結構上仍保留男性特徵，這是無法透過現有醫療技術完全改變的事實。
反對兒童跨性別治療的理由
另一個爭議焦點是兒童跨性別治療。許多家長或醫療機構主張在孩子年幼時就開始荷爾蒙阻斷或手術，以「尊重孩子的性別認同」。然而，這種做法存在重大問題：
兒童缺乏決策能力：法律上，兒童不能簽署契約或作出重大醫療決定，因為他們的認知與判斷尚未成熟。
性別認同的可變性：許多研究顯示，兒童的性別認同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改變。過早進行不可逆的醫療干預，可能造成終身遺憾。
倫理問題：父母無權強迫孩子接受不可逆的手術或治療。真正的選擇應該留給孩子成年後，當他們具備完整的判斷能力時再決定。
因此，兒童跨性別治療不僅在醫學上存在風險，更在倫理與法律上缺乏正當性。
結論：尊重個人選擇，但不應影響社會制度
跨性別者的存在與選擇值得尊重。他們有權在成年後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與性別認同。然而，這種個人選擇不應破壞社會制度的運作。
女子運動的設立是為了保障女性在生理差異下的公平競爭。如果跨性別女性以男性生理優勢參與其中，將使制度失去原本的意義。同樣地，法律對女性的保護也需要明確的定義，否則將失去針對性，變成模糊的普遍保護。
因此，社會必須在尊重個人選擇與維護制度公平之間取得平衡。跨性別者的權利應受到保障，但這不代表可以改變「女人」的基本定義。唯有建立清晰的共識與標準，法律與制度才能持續運作，社會才能維持公平與秩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