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10月，中國商務部與海關總署聯合發布第61號公告，正式對稀土元素、鋰電池材料、人工石墨負極材料等實施出口管制，並將相關技術列入國家安全範疇。此舉不僅震撼全球供應鏈，更揭示了中國在稀有金屬領域的戰略布局：將其作為地緣政治的王牌，以應對日益緊張的國際貿易局勢。
稀有金屬如鎵（Gallium）與鍺（Germanium），雖然在自然界中含量稀少，但在高科技產業中卻不可或缺。它們廣泛應用於半導體、光纖通訊、紅外感測器、太陽能電池等領域，是現代軍事與民用科技的基石。中國長期主導這些金屬的提煉與出口，全球對其依賴程度極高。當中國以「國家安全」為由限制出口時，世界各國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的供應鏈安全與戰略儲備。
中國擁有全球超過80%的稀土提煉能力，並控制了鎵與鍺的主要出口市場。這些金屬並非直接開採，而是從鋅、鋁、煤等工業副產品中提取，技術門檻高、環保要求嚴格。中國在過去十年中積極投資相關技術，形成了難以替代的產業鏈。
2023年起，中國開始逐步收緊稀有金屬出口，並在2025年全面升級為國家安全層級的管制措施。根據公告，任何涉及稀土開採、冶煉、磁性材料製造、回收技術的出口都需取得特別許可，軍事用途則一律禁止。
這不僅是經濟手段，更是地緣政治的策略。中國藉此向美國及其盟友施壓，要求在科技與貿易談判中讓步。稀有金屬成為中國的「王牌」，而全球則陷入如何應對的困境。
面對中國的出口管制，歐洲、日本、韓國等先進國家迅速展開反制與自救行動。他們的策略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向：
以德國為例，該國歷史上曾透過鋅冶煉副產品提取鎵，但因價格低迷與環保法規而停產。如今，德國正重新啟動相關技術，並結合鋁業與鋅業回收流程，提升本土產能。
日本則透過政府補助，鼓勵企業從電子廢料（如PCB板、顯示器）中回收鍺與鎵。韓國則依賴其強大的半導體產業，建立回收鏈條，從廢棄晶片與光電元件中提取稀有金屬。
歐盟已將鎵與鍺列入「戰略原物料清單」，並要求成員國建立最低儲備量。美國則透過《國防生產法》授權國防部建立儲備，並資助本土提煉技術。
此外，各國積極尋求替代供應來源，如加拿大、澳洲、非洲等地的礦產資源，並與當地企業合作開發提煉技術。
電子廢料中蘊含大量稀有金屬，成為各國的新興資源。透過機械分離（如磁選、渦電流分離）、化學浸出與高溫冶煉等技術，可從廢棄手機、電視、電腦中提取鎵與鍺。
然而，這些技術需高成本與嚴格環保管理，尤其在美國，由於煤電廠減少，傳統的煤灰回收鍺已不具規模，轉而尋求電子廢料與鋅冶煉副產品作為新來源。
美國長期依賴中國供應鎵與鍺，直到中國實施出口管制後，才真正意識到供應鏈脆弱性。雖然拜登政府曾將稀有金屬列入「關鍵礦物戰略」，但執行力不足，未能建立有效的本土提煉能力，尤其在高純度鎵與鍺的提煉方面幾乎完全空白。
2025年，川普政府上任後，迅速將稀有金屬列為「國防安全資產」，並簽署行政命令，啟動《貿易擴展法》第232條調查，針對進口依賴展開評估。同時，設立「國家能源主權委員會」，統籌稀有金屬的提煉、儲備與貿易政策。
在實際行動方面，美國政府加碼投資 MP Materials，這是一家位於加州的稀土開採與初步加工企業，主要負責生產輕稀土如釹（Neodymium）與鐠（Praseodymium），用於電動馬達與風力發電機。然而，MP 的產能集中在「低階稀土」，並不涵蓋鎵與鍺等高階戰略金屬。其產品多數仍需送往中國進行最終提煉與分離，顯示美國在高純度稀有金屬領域仍嚴重依賴外部供應。
川普政府也祭出100%關稅，針對中國稀有金屬與相關技術，並鼓勵美國企業投資本土回收與提煉設施，包括電子廢料回收、鋅冶煉副產品提取等新興技術。同時，國防部啟動戰略儲備計畫，優先儲存鎵、鍺、銦等高科技金屬，並與加拿大、澳洲等盟友展開供應鏈合作。
這標誌著美國從「被動依賴」轉向「主動防衛」，稀有金屬正式納入國家安全戰略。然而，距離真正建立完整的本土提煉能力，尤其在高純度鎵與鍺方面，美國仍面臨技術、環保與經濟三重挑戰。
無論是回收或直接提煉，稀有金屬的生產都面臨環保壓力。例如，從煤灰或紅泥中提取鍺與鎵需使用強酸或高溫冶煉，可能釋放重金屬與有毒廢水。電子廢料回收亦涉及有害物質，如鉛、汞、砷等。
因此，各國在推動本土提煉時，必須同步建立環保標準與監管機制，並投資綠色技術，如閉環處理系統、低毒浸出劑與高效過濾技術。
中國的稀有金屬出口管制與美國的強硬反制，雖然在短期內形成對峙，但真正的突破不在於關稅或儲備，而在於全球如何重塑稀有金屬的供應格局。要「超越川普」的防禦性策略，世界各國必須採取更積極的行動，將稀有金屬視為「戰略資源」而非「一般商品」，並建立多元化、高品質的供應體系。
隨著人工智慧、量子通訊、太陽能與軍事科技的快速發展，全球對高純度鎵與鍺的需求急劇上升。這些金屬不僅是晶片製造的關鍵材料，更是光電、紅外感測與太空科技的核心元素。低階稀土如釹與鐠雖然重要，但無法取代鎵與鍺在高端應用中的地位。
目前全球約有10%的高純度鎵與鍺產能分布於歐洲、加拿大及部分亞洲國家，並已具備基本運作能力。這些產能之所以未能擴展，主要是因中國長期以低價主導市場，使其他地區缺乏投資誘因。儘管如此，相關提煉技術早已成熟，真正的瓶頸在於資金投入、政策支持與市場信心的不足。
以希臘為例，該國在2024年啟動稀有金屬提煉計畫，預計2027年達到每年50噸的高純度鍺產能，並具備擴產潛力。這顯示只要有政策支持與資金投入，歐洲國家完全有能力建立獨立供應鏈，擺脫對中國的依賴。
非洲、東南亞與南美洲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與勞動力，若能與歐美日韓等技術強國合作，建立本地提煉與回收工廠，不僅能提升全球產能，更能創造「雙贏局面」：
西方提供技術與資金
新興市場提供原料與產地
雙方共享利潤與供應安全
這種模式不僅能分散風險，更能促進全球資源公平分配與環保標準提升。
要真正破解中國在稀有金屬領域的壟斷地位，全球必須在未來五年內採取一系列具體而協調的行動。這不僅是技術與產能的挑戰，更是戰略思維與國際合作的考驗。
首先，建立至少五個高純度提煉中心是當務之急。這些中心應分布於歐洲、北美、東南亞與南美洲，結合當地資源與技術優勢，專注於鎵、鍺、銦等高階金屬的提煉與分離。希臘的鍺提煉計畫便是一個典範，其目標在2027年達到年產50噸，並具備擴產潛力，顯示只要有政策支持與資金投入，歐洲完全有能力建立獨立供應鏈。
其次，電子廢料回收技術的投資不可忽視。全球每年產生超過5,000萬噸電子垃圾，其中蘊含大量稀有金屬。透過先進的機械分離、化學浸出與高溫冶煉技術，不僅能回收鎵與鍺，還能減少對原礦的依賴，達成環保與資源安全的雙重目標。
第三，各國政府必須將稀有金屬正式納入國防與科技戰略。這意味著不僅要建立戰略儲備，更要將其視為與石油、天然氣同等重要的資源，納入國家安全架構。美國已透過《貿易擴展法》第232條展開調查，歐盟也將鎵與鍺列入戰略原物料清單，這些都是正確的方向，但仍需更強的執行力與跨部門協調。
最後，推動國際合作與儲備制度是打破壟斷的關鍵。西方國家可與非洲、東南亞與南美洲建立「資源—技術—市場」三位一體的合作模式，在當地設廠、培訓技術人員，並共享利潤與供應安全。這不僅能提升全球產能，更能促進公平貿易與地區發展，形成真正的「雙贏局面」。
綜合而言，若全球能在五年內完成上述四大行動，中國的稀有金屬壟斷地位將不再牢不可破。稀有金屬將從「工業副產品」轉變為「戰略資源」，全球供應鏈將迎來重構，科技自主與資源安全將不再受制於單一國家。那麼中國的壟斷地位將不再牢不可破。稀有金屬將從「便宜的工業副產品」轉變為「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」，全球供應鏈將迎來真正的重構。
當中國將稀有金屬納入「國家安全」範疇，這是其主權範圍內的合理選擇。然而，此舉也勢必引發其他國家的安全憂慮，促使全球重新思考資源分配與科技自主。唯有建立多元、穩定的供應體系，讓稀有金屬在全球間動態流通，才能在競爭與合作之間取得平衡，為世界帶來真正的和諧與穩定。
當前全球金融市場正處於劇烈變動之中，黃金作為傳統避險資產，再次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焦點。根據多位分析師預測，至2027年，黃金價格可能突破每盎司10,000美元。在此背景下，香港宣布計劃設立一座可容納2,000公噸黃金的新金庫，意圖將自身打造成亞洲黃金交易與儲存的樞紐。然而，這項計劃面臨諸多挑戰，從全球黃金分布結構、金庫信譽建立、實際運輸困難，到制度性信任問題，皆不容忽視。
全球黃金儲量約為210,000公噸，其中超過35,000公噸由各國中央銀行持有，屬於國家儲備。這類黃金
通常以「倫敦良好交割標準」的大型金條形式儲存，主要用於貨幣穩定與國際結算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大量黃金存在於珠寶、工業用途與私人投資者手中，如金幣與小型金條，但這些並非金庫儲存的主要對象。
真正可供金庫儲存與機構交易的，是那一小部分符合交割標準的金條。這使得香港若欲吸引2,000公噸的儲量，實際上是在競爭全球極為有限的流通黃金。
目前全球最具信譽的金庫包括：
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金庫：儲存超過6,000公噸黃金，歷史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為多國提供安全儲存。
英國倫敦金庫群：由英格蘭銀行與多家私人機構共同運營，儲量超過9,000公噸，是全球黃金交易的核心。
瑞士金庫：以中立國地位與高安全性著稱，吸引大量私人與機構儲存。
這些金庫之所以能獲得全球信任，除了長期穩定的運營歷史，更重要的是擁有強大的軍事與法律保障。相比之下，香港雖有現代化設施，但缺乏獨立軍事力量，政治環境亦受中國影響，對外資而言，信任度仍有待提升。
黃金的高密度與高價值，使其運輸極為困難。以德國為例，其於2013年開始將儲存在美國與法國的674公噸黃金逐步運回本土，整個過程歷時四年，動員多次海運與陸運，並需高度保密與安全保障。
若香港欲吸引2,000公噸黃金，無論是從倫敦、蘇黎世或新加坡轉移，都將面臨龐大的運輸成本與風險。空運因地板承重限制與安全問題，並非理想選擇；海運雖較穩妥，但需軍艦護航與高額保險，非一般商業操作可承擔。
許多國家選擇將黃金儲備存放於海外，原因包括：
地緣政治風險：若國內發生政變或戰爭，金庫易成攻擊目標。
國際結算便利：存放於倫敦或紐約，可快速進行跨境交易與清算。
信任與中立性：瑞士等地提供法律保障與政治穩定，遠勝部分本國環境。
亞洲多數國家如印度、泰國、菲律賓，亦將部分儲備存於海外，顯示本地金庫尚未建立足夠信任。
現代黃金交易多以「帳面所有權轉移」為主，實物黃金並不移動。這與股票的中央存管制度類似，投資者透過交易所或清算機構完成買賣，金條仍留在原金庫。
例如，倫敦金市的清算系統允許多家銀行在同一金庫內進行所有權轉換，無需搬運金條。這種模式大幅降低運輸風險與成本，也使得金庫位置成為信任與效率的象徵。
香港設立2,000公噸金庫的計劃，無疑是對亞洲黃金市場地位的積極爭取。在全球黃金價格可能飆升至每盎司10,000美元的預期下，建立區域性儲存與交易中心具備戰略意義。
然而，挑戰亦不容忽視。從金庫信譽、軍事保障、運輸困難，到制度性信任與交易模式，香港需逐步建立國際認可的基礎。若能與中國市場深度整合，並提供法律保障與稅務優惠，或可吸引部分機構與私人儲存需求。
但在現階段，香港仍需謹慎推進，避免高調宣傳與實際能力脫節。黃金的價值不僅在於其價格，更在於其儲存與交易的安全與信任。香港若欲成為亞洲的黃金樞紐，需以時間、制度與誠信，逐步贏得全球市場的認可。
歐洲覺醒，對美國武器說不！防務自主，歐洲武器去美化！集體轉向，丹麥棄愛國者，葡萄牙與波蘭拒絕F-35！戰略調整，歐洲武器採購大轉向！
這些新聞標題在近年歐洲防務圈中不斷出現，彷彿歐洲終於要擺脫美國軍工霸權，走向獨立自主的防衛未來。然而，冷靜分析現實，這場「歐洲武器自主」的浪潮，更像是一場政治姿態下的美麗夢境，而非真正可行的戰略工程。
根據2025年估算，美國國防預算高達8,000億美元，佔全球軍費約40%。而歐盟27國加總的軍費僅約3,500億美元，且分散於各國，缺乏統一戰略與集中投資。美國的軍費不僅高，更集中於研發、測試與部署，形成完整的軍工生態系；歐洲則多數用於維持現役部隊與人事開支，真正投入研發的資源極為有限。
這種結構性差距，導致美國能同時推進多個高端項目（如NGAD、B-21、高超音速武器），而歐洲則常需多國合作才能啟動一個案子，進度緩慢、技術碎片化。
真正有安全壓力的前線國家，選擇武器的邏輯非常現實：誰能提供即時支援、誰有實戰驗證、誰能在戰時擴產，誰就是首選。
| 國家 | 面臨威脅 | 採購選擇 |
|---|---|---|
| 🇵🇱 波蘭 | 俄羅斯 | F-35、Abrams、HIMARS、Patriot（全美製） |
| 🇰🇷 韓國 | 北韓 | F-35、THAAD、SM-6 |
| 🇯🇵 日本 | 中國 | F-35、Tomahawk、Typhon |
| 🇮🇱 以色列 | 伊朗與多線衝突 | F-35、Arrow（美以合作） |
這些國家不是沒有歐洲選項，而是不敢冒險選擇歐洲尚未實戰驗證的系統。例如，SAMP/T NG、IRIS-T SLM雖然技術不錯，但部署數量少、整合性不足，難以與美製系統匹敵。
美國軍火商如洛克希德馬丁、雷神、波音、諾斯洛普格魯曼等，背後都有美國政府作為最大客戶。這種模式帶來三大優勢：
穩定研發資金：即使某武器尚未出口，美軍也會先買來測試與部署，確保技術持續演進。
規模化生產降低成本：穩定訂單讓軍火商能建立大規模生產線，單位成本下降，出口更具競爭力。
出口無壓力，反而加分：透過FMS制度，美國可將研發成本分攤給盟國，形成「越多國用，越便宜」的正向循環。
相比之下，歐洲軍火商如Dassault、MBDA、Thales、Leonardo等，沒有單一政府能穩定下訂單，研發資金常來自多國合作，政治協調困難，導致進度緩慢、技術整合困難。
烏克蘭戰爭爆發後，美國展現出驚人的軍工動員能力。HIMARS、Javelin、155mm砲彈等武器的產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翻倍，甚至直接從戰略庫存中撥出大量裝備支援盟友。這種「戰時擴產 + 庫存調度」的雙重能力，使美國成為真正的「民主兵工廠」，能在危機中即時支援前線。
反觀歐洲，軍工產能高度集中於東歐地區，如波蘭、捷克、斯洛伐克、保加利亞等。這些國家仍保有冷戰時期的工業基礎，負責大部分傳統彈藥與裝甲車的生產。而西歐則長期偏重金融、科技與服務業發展，軍工產業逐漸萎縮，傳統彈藥工廠幾乎絕跡。法國、德國、比利時等地的軍火生產能力有限，難以在短時間內擴產或補位。
這種「產能地理失衡」使歐洲在戰時極為脆弱。東歐是前線，同時又是主要軍工基地，一旦遭到攻擊或佔領，整個歐洲的彈藥供應鏈可能瞬間崩潰。這不只是理論上的風險，歷史早已給出警示：二戰期間，當蘇聯紅軍突破東歐防線，德國的平原地形幾乎無法阻擋，迅速被推進至柏林；而法國的馬奇諾防線一旦被繞過，整個國家在數週內崩潰。地理與產業的雙重脆弱，使歐洲在現代戰爭中面臨極高風險。
更令人憂心的是，歐洲的軍備庫存本就極度不足。根據英國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（RUSI）與國會國防委員會的報告，英軍現有彈藥庫存僅足以支撐一場持續約一週至十天的全面戰爭，遠遠不足以應對現代高強度衝突。前國防部長更直言，若與美軍進行聯合行動，英軍彈藥可能在十天內耗盡。
這並非英國獨有問題，歐洲多數國家在和平年代普遍採取「精簡庫存」策略，僅維持最低作戰需求，缺乏戰略儲備與冗餘生產線。這種「和平型軍備管理」在危機爆發時毫無韌性可言，無法支撐長期作戰，也無法快速補充前線消耗。
此外，歐洲缺乏統一的軍事物流與快速部署能力。各國軍隊使用不同規格的武器、彈藥與通訊系統，難以在危機中形成高效協同。即使有意支援前線，也常因標準不一、運輸瓶頸與政治協調延誤而錯失時機。
總結而言，歐洲的軍工架構是建立在「和平假設」之上，缺乏戰時冗餘、地理分散與快速擴產能力。美國則擁有完整的「戰爭型軍工體系」，不僅能自產，還能支援盟友。這種結構性差距，才是真正決定戰時勝負的關鍵。
烏克蘭戰爭爆發後，歐洲各國領導人紛紛表態「堅定支持基輔」，但實際行動卻遠遠落後於美國。美國迅速啟動軍援機制，提供HIMARS、Javelin、F-16訓練與情報支援；而歐洲則陷入冗長的協商流程，德國猶豫是否提供Leopard坦克，法國則遲遲不願交付Rafale或Scalp飛彈。這種「口頭支持、行動遲緩」的模式，讓前線國家對歐洲安全機制產生深刻懷疑。
更令人擔憂的是，俄羅斯無人機與導彈碎片多次入侵歐洲領空，落入波蘭、羅馬尼亞、摩爾多瓦等地，甚至接近北約邊界。歐盟的反應仍是「召開緊急會議」，但沒有實質軍事回應、沒有防空部署升級、沒有戰備調整。這種象徵性反應不僅無法嚇阻敵人，反而暴露了歐洲在危機處理上的軟弱與分裂。
若歐洲真要打造完整的軍工獨立體系，不僅需要軍費佔GDP的5%，更需要持續投入超過10年以上的戰略耐心與政治共識。這不只是錢的問題，更是時間、制度與意志的考驗。然而目前歐洲多數國家軍費僅佔GDP的1.5%–2%，即使是前線國家如波蘭，也只是剛喊出5%的目標，距離真正落實仍有漫長路途。
更嚴重的是，各國之間的利益分歧根深蒂固。以法國為例，Dassault的Rafale戰機是其軍工出口的支柱，若與德國、義大利合作開發FCAS第六代戰機，將直接衝擊Rafale的市場地位與出口收入。法國自然不願放棄主導權，導致FCAS進度延宕、技術整合困難。這種「各自盤算」的現象在歐洲防務合作中屢見不鮮，無法形成真正的聯合軍工戰略。
歐洲領導人或許真心希望擺脫對美國的依賴，但在現實面前，這場「武器自主」的夢想不僅需要錢，更需要時間、共識與犧牲。而這些，正是歐洲最缺乏的資源。
歐洲武器自主，聽起來是戰略獨立的象徵，是擺脫美國控制的理想。但現實是：缺乏政治意志、資金不足、技術碎片化、產能脆弱、前線國家不信任。在真正的戰爭壓力下，歐洲仍需依賴美國的武器、情報與後勤。
這場「去美化」的軍工夢，或許能在新聞標題中短暫閃耀，但要真正落地，仍需面對殘酷的現實與沉重的代價。
近年來，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多次公開表示，他可能以副總統身份繼任總統，從而開啟第三任期。根據《海峽時報》與《News18》的報導，特朗普在訪談中提到：「有一些方法可以做到」，並暗示其團隊正在研究繞過憲法限制的方案。這一言論引發了對美國憲法第22修正案的廣泛討論。
第22修正案於1951年通過，其主要目的是防止總統長期連任。這項修正案的誕生源於富蘭克林·羅斯福總統，他在1932至1944年間連任四屆，打破了美國歷史上的慣例。羅斯福的長期執政引起了對權力集中與民主制度的擔憂，因此國會通過第22修正案，明文規定：
「任何人不得當選為總統超過兩次。」
這條文成為特朗普第三次當選的主要法律障礙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第22修正案僅限制「當選」總統的次數，並未禁止透過「繼任」方式成為總統。換言之，若特朗普以副總統身份繼任，並非透過選舉取得職位，則技術上並未違反第22修正案。這一點在法律界引發爭議，部分學者認為修正案的原意是限制總統任期，而非繼任方式。
第12修正案於1804年通過，其原意是規範副總統的資格。條文指出：
「任何在憲法上不具備擔任總統資格者，不得擔任副總統。」
這條文在當時僅針對年齡、國籍與居住年限等基本資格。然而，部分法律專家主張，既然第22修正案使特朗普「不具備當選資格」，則他也「不具備擔任副總統的資格」，從而阻止其繼任總統。
這種解釋存在邏輯漏洞。第12修正案的原意是基於憲法原始條件，而非後來新增的選舉限制。若特朗普不是副總統，而是繼任順位中的第三人（如眾議院議長），且總統與副總統皆辭職，他仍可合法繼任總統。這證明第12修正案並非用來擴展第22修正案的限制，而是針對副總統職位的基本資格。
即使從憲法文本來看，特朗普透過繼任方式重返白宮並非絕對違憲，但在現實政治操作層面，這條路仍充滿重重障礙，甚至比法律本身更難突破。
首先，若特朗普以副總統身份進入繼任順位，他的當選仍需經由國會兩院聯席會議認證。只要民主黨掌控其中一院，便有可能否決其資格，令整個計畫胎死腹中。其次，若要透過繼任方式成為總統，現任總統（假設為其盟友）必須主動辭職，這在政治上風險極高，極少有總統願意為他人讓位，尤其是在高度分裂的政治環境下。
此外，若此類繼任安排引發訴訟並上達聯邦最高法院，雖然保守派法官目前佔多數，但首席大法官約翰·羅伯茨（John Roberts）一向強調「制度正當性」，不願為個人或特定政治目的開創先例，這也為特朗普第三任期的法律路徑增添不確定性。
最後，民意也是不可忽視的阻力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民調，約72%的美國民眾反對廢除第22修正案，顯示大多數人仍支持總統任期限制，對於任何形式的「第三任期」都持保留甚至反對態度。
綜合而言，即使憲法條文存在灰色地帶，特朗普若欲透過繼任方式重返白宮，仍需面對國會、總統、法院與民意等多重現實挑戰，這些障礙可能比法律本身更難跨越。
從憲法文本與歷史背景來看，第22修正案僅限制總統的「當選」次數，而非「繼任」方式；第12修正案則僅適用於副總統資格，無法擴展至其他繼任順位。因此，特朗普若非以選舉方式，而是透過合法繼任成為總統，在現行憲法下並無明文禁止。這是一個尚未被最高法院裁定的憲法灰區，值得持續關注與深入探討。
特朗普想要第三任期？高度可能。但為什麼？看起來他深知美國目前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，而這些問題需要一位具備鋼鐵意志的人來承擔與改革。他不同於那些只會說漂亮話、卻缺乏實際行動的偽善政客，特朗普是一位坦率的人，敢於向民眾直言自己的目標與計畫。同時，他也表明自己不一定會親自再次出任總統，而是會尋找一位繼承者，延續他的未竟使命，完成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的目標。
近年來，全球各地對資料中心的水資源使用引發關注。美國印第安納州一項新聞報導指出，Google計劃興建大型資料中心，每日可能消耗超過百萬加侖的水，引起當地居民擔憂水源枯竭與環境衝擊。然而，這類擔憂往往忽略了資料中心冷卻技術的進步與水資源管理的彈性。事實上，水冷卻並非資料中心的核心問題，真正的挑戰在於能源供應。
資料中心是現代數位基礎設施的核心，負責儲存、處理與傳輸大量資料。其內部包含成千上萬台伺服器，全天候運作以支援雲端服務、人工智慧、金融交易等應用。這些伺服器在運作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熱能，若不妥善冷卻，將導致系統過熱、效能下降甚至損壞。
冷卻系統因此成為資料中心不可或缺的一環。傳統方式包括空氣冷卻與水冷卻，其中水冷方式因效率高、能耗低而逐漸成為主流。但這也引發了水資源使用的爭議。
事實上，資料中心的冷卻問題早已有多種創新解法，並不如外界想像般依賴大量水源。以下幾種方式，正是目前業界有效處理冷卻需求的典範：
在進一步探討之前，必須釐清資料中心與半導體產業在冷卻系統上的根本差異。半導體工廠（晶圓廠）在製程中需使用超純水進行晶片清洗，水質要求極高，且容易受到外部環境污染，因此整體冷卻與製程系統必須完全隔離，並設有嚴格的水處理與氣密控制機制。相較之下，資料中心的冷卻系統則屬於「非接觸式」設計，冷卻水僅用於吸收伺服器所產生的熱能，並不直接參與任何資料處理或電子元件運作。這種設計使得冷卻系統可與外部環境互動，例如使用湖水、海水或回收水進行熱交換，而不會造成污染風險。
這種架構上的差異，使得資料中心在冷卻技術的選擇上更具彈性與永續性。以下幾種方式，正是目前業界有效處理冷卻需求的典範：
伺服器運作時產生的熱能可用來加熱水，並儲存在絕熱水箱中，供住宅區使用。這種方式在冬季尤為有效，可提供洗澡、暖氣等用途，減少對電力的依賴。在歐洲部分城市，資料中心的廢熱已成功導入社區熱水系統，實現能源循環。
伺服器溫度常達攝氏100度以上，足以加熱水至蒸氣狀態。這些蒸氣可驅動小型蒸氣渦輪機，轉換為電力，供資料中心或周邊設施使用。此類技術如有機朗肯循環（ORC）系統，已在部分高效能運算中心試驗成功，展現出熱能回收的潛力。
湖泊擁有巨大熱容量，能吸收大量熱能而僅升溫1至2度。資料中心可將加熱後的水排入湖泊，藉由自然對流與水體循環達到冷卻效果。此方式在北歐與北美地區已廣泛應用，既環保又高效。湖泊在此扮演類似「熱電容」的角色，穩定地吸收並釋放熱能。
選址於靠近海洋或寒冷地區的資料中心，能自然降低冷卻需求。海水冷卻系統可利用深層海水的低溫進行熱交換，減少淡水使用。而在高緯度地區，如芬蘭、冰島等，外部氣溫本身即有助於冷卻伺服器，甚至可採用自然通風方式，節省大量能源。
綜合上述，資料中心的冷卻技術已相當成熟，水資源使用亦可透過回收、替代與地理優化方式有效管理。真正的挑戰在於能源供應。
資料中心的電力需求極高，尤其在人工智慧與高頻交易等應用日益普及之下，伺服器密度與運算量持續攀升。若電力供應不足，即使冷卻系統再完善，資料中心也無法正常運作。
從能源系統的角度來看，生產者（如發電廠）與消費者（如資料中心）之間存在本質上的不對稱。生產者需產生大量能量，其熱能密度極高，冷卻需求遠超過消費端。例如核能發電廠雖體積不大，卻需處理極高溫的反應爐，冷卻系統規模與複雜度遠超資料中心。然而，這些冷卻挑戰在技術上已被有效解決，透過湖泊、海水、冷卻塔等方式穩定運作。
相對而言，資料中心雖然分布面積廣，但每單位空間的熱密度較低，冷卻系統可採用分散式設計，並結合地理優勢與熱能回收技術，達到高效管理。因此，冷卻並非資料中心的瓶頸，真正的問題在於是否能穩定提供足夠的電力。
此外，水資源本身具有循環特性。冷卻水在吸熱後可經過處理再利用，或排入自然水體中由環境吸收熱能，並不會「消失」。水是可再生的媒介，只要管理得當，使用量並不構成長期壓力。反觀能源則屬於單向消耗，電力一旦使用完畢便無法回收，除非透過額外設備（如儲能系統）儲存剩餘能量。因此，能源的可持續性與供應穩定性才是資料中心長期營運的關鍵。
若仍依賴化石燃料，將加劇碳排放與氣候變遷，進一步影響整體能源生態。因此，資料中心需積極導入再生能源，如太陽能、風能與水力發電，並結合儲能系統與智慧電網，以確保穩定供電，減少對環境的衝擊。
水冷卻並非資料中心的瓶頸。透過熱能回收、湖泊冷卻、地理選址與技術創新，水資源使用已可有效控管。真正需要關注的是能源供應的穩定性與永續性。唯有從源頭提升發電能力與能源管理，資料中心才能在不影響環境的前提下，持續支援全球數位化進程。
歐洲歌唱大賽（Eurovision Song Contest）原本是一場音樂與文化的盛會，旨在促進歐洲各國之間的交流與理解。然而，隨著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升溫，這場音樂競賽逐漸被捲入政治漩渦，成為各國立場與價值觀的投射場。從烏克蘭的勝利到以色列的爭議，Eurovision 的舞台不再只是旋律與燈光的交織，而是政治與藝術的交會點。
自1956年創辦以來，Eurovision 由歐洲廣播聯盟（EBU）主辦，初衷是促進戰後歐洲的團結與和平。各參賽國每年派出代表演唱原創歌曲，透過評審與觀眾投票選出冠軍。隨著參賽國家擴展至東歐、澳洲甚至以色列，Eurovision 的影響力早已超越音樂本身，成為文化外交的重要平台。
這場競賽不僅是音樂的比拼，更是國家形象的展現。從瑞典的流行節奏到土耳其的民族融合，Eurovision 成為各國傳遞文化訊息與政治立場的舞台。
烏克蘭自2003年參賽以來，三度奪冠，分別是：
2004年 Ruslana《Wild Dances》：融合民族元素與現代節奏，象徵烏克蘭在橙色革命後對民主的渴望。
2016年 Jamala《1944》：訴說克里米亞韃靼人遭史達林驅逐的歷史，引發俄羅斯強烈反彈，卻獲得歐洲觀眾的情感共鳴。
2022年 Kalush Orchestra《Stefania》：原為獻給母親的歌曲，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徵，觀眾票數壓倒性支持。
烏克蘭的勝利不僅是音樂上的肯定，更是政治立場的表達，展現出藝術如何成為抵抗與認同的語言。
2025年在瑞士巴塞爾舉行的第69屆 Eurovision，再次將政治議題推上風口浪尖。以色列代表 Yuval Raphael 演唱《New Day Will Rise》，雖然獲得觀眾票數最高的297分，但評審僅給予60分，最終屈居亞軍，敗給奧地利的 JJ。
更具爭議的是，奧地利冠軍 JJ 在賽後接受訪問時公開表示希望「下屆比賽不要有以色列參與」，雖然事後收回言論，但已引發軒然大波。
隨著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持續，至少五個國家（西班牙、愛爾蘭、斯洛維尼亞、冰島、荷蘭）公開表示若以色列參賽，將抵制2026年在維也納舉行的 Eurovision。
其中，西班牙作為「Big Five」之一，其退出將對比賽財務與公信力造成重大衝擊。西班牙文化部長更直言：「不能讓以色列在國際舞台上正常化其行為。」
與此同時，丹麥與德國則持相反立場：
丹麥公共廣播 DR 表示，只要以色列遵守規則，就不支持其被排除。
德國總理 Friedrich Merz 更強硬表示：「若以色列被排除，德國也將退出比賽。」
這種分裂反映出歐洲在以色列議題上的政治混亂與價值觀衝突，也讓 Eurovision 的投票制度再次成為輿論焦點。
Eurovision 的投票制度由兩部分組成：專業評審團票數與觀眾票數，各佔總分的 50%。每個參賽國都會提交兩份獨立排名：
每個參賽國都設有一個由五位音樂專業人士組成的評審團，負責對所有參賽歌曲進行排名。這些評審的個人意見會被轉換成固定分數（12、10、8...），佔該國總投票的50%。
一份由該國觀眾透過電話、簡訊或官方 App 投票產生，代表民意。
每份排名都會轉換為固定分數：12、10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分，分別給予前十名。最終總分是兩者加總後的結果。
這種制度設計原意是平衡「專業判斷」與「民意熱情」，但在2025年卻出現極端落差：以色列代表 Yuval Raphael 獲得觀眾最高票（297分），卻只拿到評審的60分，導致無法奪冠。根據公開數據，她在評審票中僅排名第14名，只有阿塞拜疆給予最高分，而觀眾票則是全場第一。
這樣的結果引發多方質疑：
為何以色列能獲得如此高的觀眾票數？是否存在組織性投票或外交動員？
評審是否受到政治壓力或偏見影響？是否刻意壓低分數？
評審制度是否仍具代表性與透明度？是否應改革？
有評論指出，以色列可能透過社群動員影響觀眾票數，但這種策略並非特例，幾乎所有參賽國都會進行類似宣傳。真正值得關注的，或許不是誰動員得更成功，而是制度是否能公平反映民意。
此外，2025年新增的「全球觀眾票」制度，讓非參賽國的觀眾也能提前24小時參與投票，進一步擴大了民意的參與範圍。雖然這項改革提升了全球觀眾的參與度，也讓各國有更多機會透過社群與媒體進行宣傳動員，但這種現象本身就是制度所鼓勵的結果，而非某國的特殊操作。
真正的爭議在於：評審團人數極少，卻擁有固定分數的高權重；當少數人的政治立場或偏見足以抵銷數百萬觀眾的選擇時，制度的公平性與公信力就值得重新檢視。Eurovision 是否能在文化與政治張力之間維持透明與平衡，成為了當前最迫切的問題。
Eurovision 一直強調「非政治性」，但現實卻不斷打臉這一原則。從俄羅斯被禁賽到以色列的爭議，藝術創作已無法完全脫離政治。
當藝術作品成為政治立場的載體，主辦方與觀眾都面臨抉擇：是堅守藝術的純粹，還是接受其作為社會反映的工具？
歐洲廣播聯盟（EBU）已宣布將於11月舉行特別投票，決定以色列是否能參加2026年比賽。這場投票不僅是技術性決策，更是對歐洲政治立場的表態。
若以色列被排除，可能引發德國等國的反制；若繼續參賽，則可能導致多國抵制。無論結果如何，Eurovision 的藝術性都將被政治所綁架。
Eurovision 曾是音樂與文化的慶典，如今卻成為政治立場的戰場。從烏克蘭的勝利到以色列的爭議，從觀眾的熱情到評審的冷漠，這場比賽已不再只是藝術的展演。
歐洲的政治分裂與價值衝突，正透過 Eurovision 映照出來。11月的投票將成為關鍵時刻，決定這場音樂盛會是否能回歸初心，或將永遠被政治所綁架。
讓我們拭目以待，看藝術是否還能在政治的陰影下自由歌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