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國法律制度的缺陷：從犯罪心理學角度的探討

 

2025 年 11 月，美國芝加哥發生一起震驚社會的案件：一名 50 歲男子 Lawrence Reed，擁有多達 72 次逮捕紀錄，卻仍在社會上自由行走。他在芝加哥地鐵藍線列車上，涉嫌潑灑汽油並點燃一名 26 歲女子，導致受害者全身嚴重燒傷。此案不僅揭示了個人暴力的殘酷，更暴露出美國法律制度在處理「慣犯」與「公共安全」之間的失衡。

一、案例的象徵意義

Reed 的案例並非孤立事件，而是美國司法系統長期存在的問題縮影。72 次逮捕紀錄本應足以讓社會認定其為高危險人物，但他卻因制度上的寬容與監管不足，得以在短期拘留或假釋後重返社會。最終，這種「制度性失效」讓一名無辜女子付出了慘痛代價。

二、犯罪心理學的視角

犯罪心理學指出，第一次犯罪往往是心理上最難跨越的障礙。人類在社會化過程中建立了道德與法律的「心理防線」，初次犯罪需要突破恐懼、羞恥與自我認同的衝突。然而，一旦跨越這道防線，後續犯罪的心理門檻便會逐漸降低。

• 去敏感化：第一次犯罪後，恐懼感減弱，行為逐漸常態化。

• 合理化：犯罪者會以「環境逼迫」、「並不嚴重」等理由自我辯解。

• 技能累積：每次犯罪都讓行為更熟練，逃避偵查的能力更強。

• 身份認同：當犯罪成為生活的一部分，個人逐漸接受「我就是罪犯」的角色。

Reed 的 72 次逮捕紀錄正好印證了這一心理學理論：犯罪已成為其生活常態，法律的寬容反而助長了其行為模式。

三、美國法律制度的缺陷

美國司法制度強調「人權」與「矯正」，但在實務上卻出現以下問題：

逮捕不等於定罪：許多逮捕案件因證據不足或程序問題而撤銷，導致犯罪者未受實質懲罰。

根據美國司法統計局（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）和相關研究，僅有少數報告犯罪案件最終導致定罪。例如，在嚴重犯罪中，從報告到警察到最終定罪的比率僅約2-4%。在聯邦層級，約8-10%的重罪案件在審理過程中被撤銷（dismissed），許多因證據不足或程序問題而未進入審判階段。即使起訴後，重罪被告中有約32%未被定罪（包括撤銷或無罪）。

刑期並非累加：即使多次定罪，刑期常以「同時執行」（concurrent sentences）方式處理，實際服刑時間大幅縮短。

美國聯邦和州法院常允許多項罪名刑期同時執行，尤其當罪行相關時。這導致多次定罪者實際服刑時間遠低於累加總和。雖然缺乏全國性精確統計顯示「同時執行」的比例，但司法實務中，這是常見做法，用以避免過長刑期並減輕監獄壓力。假釋與監管不足：為減輕監獄壓力，許多慣犯獲得假釋或電子監控，但缺乏嚴格追蹤。

假釋和緩刑（probation/parole）違規常導致監獄回歸，但監督不足是主要問題。

全國範圍內，監督違規（包括技術違規和新犯罪）每年導致約35萬人入獄。假釋違規中，許多僅因技術違規（如違反宵禁或藥物測試失敗）而被撤銷，顯示追蹤和支持資源不足。公共安全被忽視：制度過度偏向保護犯罪者的權利，卻忽略了受害者與社會的安全需求。

美國再犯率（recidivism rate）居高不下，顯示矯正效果有限。

根據司法統計局最新數據，釋放囚犯在5年內約70-77%被重新逮捕，超過80%在10年內至少一次被捕。高再犯率（尤其慣犯）反映矯正計劃參與不足和監督失效，雖然參與教育或職業訓練的囚犯再犯率可降低10-20%（甚至教育程度越高，降低越多，如大學學位近0%），但全國僅少數囚犯參與有效計劃，導致公共安全隱患持續。

四、受害者的人權

法律制度若僅強調犯罪者的人權，卻忽視受害者的安全與尊嚴，便失去了「正義」的核心。受害者有權：

• 免於傷害：社會應保障基本安全，不被慣犯威脅。

• 獲得公正：犯罪者應受到合理懲罰，避免再次危害。

• 尊嚴與支持：受害者的痛苦需被承認，並提供心理與經濟援助。

Reed 案件中，受害者的權利顯然被忽略，因為制度未能阻止一名高危險慣犯再次犯案。

五、改革的必要性

若要讓法律制度「有意義」，必須在「人權」與「公共安全」之間建立平衡。

• 設立犯罪門檻：第一次犯罪可偏向矯正，但多次犯罪後必須加重懲罰，重建心理防線。

• 分級制度：對非暴力犯罪者提供教育與矯正，對暴力慣犯則採取嚴格監禁。

• 透明規則：明確規定「多少次犯罪後必須強制收監」，避免司法過度寬容。

• 兼顧人權：在懲罰的同時，仍保障基本人權，但不再無限寬容。

六、結論

Lawrence Reed 的案例是一個警鐘：當法律制度過度偏向「矯正」而忽視「懲罰」，犯罪心理的防線便無法重建，慣犯將不斷危害社會。犯罪者固然有人權，但受害者與大眾同樣擁有安全與尊嚴的權利。若制度不能平衡雙方，便失去了「正義」的本質。

因此，美國法律制度必須重新檢視其核心理念：在保障人權的同時，設立明確的犯罪門檻與懲罰機制，讓犯罪者重新感受到心理上的「高牆」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降低再犯率，恢復社會對司法的信任，並避免下一個無辜者成為制度失效的犧牲品。

美國第二修正案：背後的理據

邦迪海灘光明節槍擊事件

2025年12月，悉尼邦迪海灘的猶太社群在光明節聚會時遭遇恐怖攻擊。兩名男子（據報為父子）攜帶步槍與爆炸物，對毫無防備的群眾展開襲擊。最初報導顯示至少12人死亡，隨後更新至 16人死亡（包括一名攻擊者），另有數十人受傷。這起事件被澳洲政府定性為恐怖攻擊，也是自亞瑟港事件以來最嚴重的槍擊案。它清楚顯示，即使在嚴格控槍的國家，暴力仍可能突破防線，造成大規模死傷。

澳洲案例的啟示

回顧歷史，1996年4月，澳洲塔斯馬尼亞的亞瑟港曾發生震驚全球的槍擊事件。兇手馬丁·布萊恩特持有半自動步槍，在短短數小時內造成 35人死亡、24人受傷。這場悲劇直接促使澳洲政府推行《全國槍枝協議》（National Firearms Agreement），全面限制半自動步槍與散彈槍的持有。雖然此舉在短期內確實降低了槍枝相關犯罪，但也引發爭議：當合法持槍權被全面剝奪，公民在面對突發暴力時失去了即時防衛的能力。

美國第二修正案的精神

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明文保障人民持有與攜帶武器的權利。其核心理念並非鼓勵暴力，而是確保公民在面對威脅時，能夠自我防衛，並防止政府權力過度集中。這種制度設計，正是基於「權力平衡」的思維：當壞人可能持槍時，唯有好人也能合法持槍，才能維持對等。

嚴格控槍州份的數據迷思

在美國，常見的控槍論點是引用「槍枝死亡率」來比較州份。例如，紐約與加州的總槍枝死亡率約為 8–9/10萬人，而德州與佛羅里達則高達 13–15/10萬人。表面上看似控槍州更安全，但深入拆解數據後發現：

• 自殺佔比超過55%：大部分槍枝死亡並非犯罪受害者，而是自我了結。

• 犯罪者死亡亦被計入：警察或民眾反擊擊斃罪犯，也被算入「槍枝死亡」。

• 真實受害者比例僅約35–40%：換算後，德州與佛州的「犯罪受害者死亡率」僅約 5–6/10萬人，與紐約、加州相差不大。

這說明僅以「總死亡數」作為控槍成效的依據，忽略了自殺與犯罪者被擊斃的情況，實際上誤導了公眾。

平衡的概念：對稱與非對稱

在美國歷史上，槍枝常被視為「對稱工具」。例如舊西部的決鬥，往往是 1對1，死亡人數不會超過兩人。現代大規模槍擊事件之所以造成大量死傷，正是因為出現了「非對稱」：一名持槍者面對一群無防備的受害者。若公民能合法持槍並受過訓練，這種非對稱將迅速被壓制，死亡人數自然下降。

「1% 對 99%」的平衡

在探討槍枝政策與社會安全時，「1% 對 99%」的平衡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思維模型。這個概念的核心在於：壞人永遠只佔少數，或許是 1%；而守法公民則是絕大多數，佔 99%。如果社會能夠確保這 99% 擁有合法持槍的權利，並且經過嚴格的訓練與背景審查，那麼壞人所能造成的威脅將迅速被壓制。

在沒有防衛的情況下，壞人持槍會形成「非對稱優勢」，他們能夠在短時間內造成多重傷亡，因為受害者毫無反擊能力。然而，一旦好人也能持槍，這種非對稱就會被打破，轉化為「對稱局面」。壞人可能在第一時間造成有限的傷害，但隨即就會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反擊，最終被消滅。這種動態，正是「1% 對 99%」平衡的具體展現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種平衡不僅僅是數字上的比例，而是一種社會心理上的威懾。壞人知道自己屬於少數，若選擇暴力，將幾乎必然面臨迅速的反擊與淘汰。這種高風險會迫使他們重新考量行動，降低犯罪的誘因。換言之，當好人持槍的比例足夠高，壞人便失去了「逃脫」或「獲利」的可能性。

因此，「1% 對 99%」的平衡並不是抽象的理論，而是一種切實可行的安全策略。它強調透過合法持槍權的保障，讓絕大多數公民成為社會的防衛力量，從而壓縮壞人能夠造成的傷害空間。這種平衡，正是美國第二修正案背後的深層邏輯：當壞人可能持槍時，唯有好人也能持槍，才能維持社會的安全與穩定。

案例：教堂槍擊事件

2019年德州「西大道教會」槍擊案中，兇手開槍殺害兩人，但隨即被教會保安人員擊斃，事件在數秒內結束。若無人持槍反擊，死亡人數可能遠超過十人。這正印證了「好人持槍」能有效壓制暴力，避免受害者淪為「坐以待斃」。

槍械只是工具

在討論槍枝管制時，常有人將焦點放在「槍」本身，彷彿只要禁止槍枝，暴力問題就能迎刃而解。然而，這樣的思維忽略了一個根本事實：槍械只是工具，真正決定它是否致命的，是使用者的意圖。

歷史與現實都告訴我們，任何工具若落入惡意之人手中，都可能成為武器。刀子原本是廚房裡的日常用品，但在犯罪者手中卻能造成傷亡；錘子是建築工人的工具，但也可能被用來攻擊他人；甚至汽車，本是交通工具，卻在恐怖分子蓄意衝撞人群時成為大規模殺傷的手段。若僅因為這些工具可能致命，就全面禁止它們，社會將無法正常運作。

槍枝的情況亦然。它本質上是一種防衛工具，能在危急時刻保護無辜者。問題不在於槍的存在，而在於誰握有槍。若是守法公民，經過嚴格的背景審查與專業訓練，槍枝便能成為維護安全的屏障；若是犯罪分子或恐怖分子，即使在嚴格控槍的國家，他們仍可能透過非法管道取得武器。這正是邦迪海灘事件所揭示的殘酷現實：嚴格控槍並未阻止壞人持槍，反而讓好人失去了即時防衛的能力。

因此，將槍枝視為問題本身，並以全面禁止作為解決方案，無異於因噎廢食。真正的關鍵在於建立完善的制度，確保槍枝落入合格且守法的使用者手中。唯有如此，槍枝才能像刀、錘子或汽車一樣，發揮其正當用途，而不是被誤解為暴力的根源。

結論：為何支持槍枝擁有權

亞瑟港事件後，澳洲的控槍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槍枝犯罪，但邦迪海灘的慘劇卻清楚顯示，嚴格的管制並不能徹底避免大規模槍擊。當公民失去了持槍權，在面對恐怖攻擊時只能被動承受，這正凸顯了美國第二修正案的深層理據：保障合法公民持槍，並透過嚴格的訓練與背景審查，讓好人能夠即時防衛，形成力量上的平衡，壓制壞人持槍所帶來的非對稱優勢。

綜合分析可見，控槍州份的低死亡率主要來自自殺案件的減少，而非犯罪受害者的顯著下降。壞人往往能逃避管制，若好人被剝奪持槍權，則失去了最基本的防衛能力。唯有透過訓練與背景審查，確保合法持槍者沒有犯罪紀錄並具備安全操作知識，才能真正發揮槍枝的防衛功能。這種「平衡理論」意味著，只有好人持槍，才能抵消壞人持槍的非對稱優勢，避免社會陷入單方面的暴力威脅。

因此，美國第二修正案的存在，不僅是歷史傳統的延續，更是維護社會安全的制度基石。當壞人可能持槍時，唯有保障好人合法持槍，才能真正維持「1% 對 99%」的平衡，讓暴力無法擴散，並確保公民在危急時刻不再是坐以待斃的受害者，而是能夠即時反擊的守護者。